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东汉建立于公元25年，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繁荣的时期，它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并称为当时最发达的文明帝国，东汉时期的书法艺术也十分辉煌，篆书、隶书、楷书兼备，尤其是这一时期的隶书成就极高，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碑刻隶书。
东汉主流碑刻隶书在发展前期分化为放纵不羁和平整严谨两种迥异的风格，并且最终统一成规范的八分书。而这一时期另一具有重要地位的隶书风格——黄肠石刻，却与主流隶书风格差别很大，黄肠石刻不按套路出牌，拙朴自然，又富有充分的想象力。
它代表着东汉民间常用的文字，我们可以通过它感受古人结字的智慧。正是因为如此，黄肠石刻有着重要地位。那么为什么都是东汉时期的隶书，主流碑刻和黄肠石刻所表现出来的隶书书法艺术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一、东汉时期主流碑刻隶书风格精雕细琢
东汉时期十分盛行碑刻之风，那么那时候的人制作数量如此庞大的碑刻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是否与今日墓碑的用处有所相似？事实上，东汉时期的碑刻不同于今日墓碑的局限意义，其作用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是类似于今日的墓碑，记述死者生平事迹、死亡日期等，如《孔宙碑》；第二，是记述功德，又称功德碑，例如《曹全碑》；第三，是记录事件，如《礼器碑》；第四，是记录经典书籍，这一类往往数量较少，例如《熹平石经》。
东汉碑刻隶书主要分为碑、碣（碑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碑首为方形则称之为碑，为圆形称之为碣）、摩崖（指的是山崖壁）、阙（宫殿、坟冢前常见的用于观望或显示威仪的建筑物）。主流碑刻往往在碑的正面（成为碑阳）和背面（成为碑阴）进行石刻，由立碑者谨慎遴选文吏书写。
主流碑刻的字体为东汉时期典型的隶书，并且往往“精雕细琢”。主流碑刻所表现出来的隶书特点主要分化为两种，并且最终统一成较为规范的八分书：
一类是字形比较方正、法度严谨；另一类则书写随意自然,有放纵不羁的特点。如果进行细致分类，前一类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另一种则倾向古朴强劲的风格。
第二类也可分为两种，一种书写随意、字形大小参差不齐,不受规矩法度所束缚，另一类由于书写在崖壁上,分行布白完全取决于因不平整的石势而定,因而呈现自然不拘的趣味。稳定的文字形式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是历来被统治者重视的重要环节。
因此，随着东汉王权的确立，对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但又形式各异的隶书进行规范整理也就成为大势所趋。八分书以规范为最大特点，不同于隶书的多样性书写倾向，使文字秩序趋向于规范稳固。加上汉代官方文人审美观念的不断融入，隶书最终形成了规范、和谐、静穆、左撇右挑的风格特征。
二、东汉黄肠石刻所表现出的隶书世俗随意
黄肠石刻最初并不是在一种石头上进行刻字，黄肠石一开始也并不是指某一种材质的石头，而是从“黄肠题凑”演变而来的。
何谓“黄肠题凑”？三国时魏人苏林在《汉书·霍光传》中对该词进行了这样的解释：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黄肠题凑不是一般人可享有的丧葬礼仪。黄肠乃柏木之心，严密坚韧且醇香耐腐，并且柏木生长时间长，因此柏木属上等材料，是汉代皇帝及诸侯王专用的葬具。然有个别如霍光、董贤等位高权重者，得到皇帝的特许，亦可使用。
汉朝有一位皇帝墓中的黄肠石动用了一整片森林的柏木，后来由于柏木的生长期过长，需有一二百年方能成材，长期大量的砍伐必然导致数郡之木不敷一葬之用。
因此西汉之后，丧制逐渐改革，开始以石取代柏木，后人称这种石头为黄肠石。黄肠石构筑的石墙石材分为长方和方形，长度约一米。至此，黄肠石刻才具有其字面的意义。石头比木头保存时间久，因此后世才能看到许多留存下来的黄肠石刻。
曾经有幸观看一位大师临摹黄肠石刻的一些字，这些字体每一个笔画都出其不意，书者充分运用想象力，给每一个笔画赋予生命力。从整体上看，黄肠石刻的字有些许像刚学字的孩童所书之笔，天真烂漫，质朴自然。
黄肠石刻多是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匠所刻的，他们拿起铁器便在石头上刻字，具有随意性。有的工匠甚至不识字，但也照样临摹不误。这些字体代表着东汉时民间使用的字体，虽然与主流文人墨客所写的隶书大不相同。
但是从中我们却能深深感受到古人造字的智慧以及东汉时期的民间文化，因此在今天黄肠石刻经常被人们提起，作为东汉隶书的对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黄肠石刻为何与主流碑刻隶书差别如此之大
其一，两种石刻的篆刻者书法素养不同导致了字体风格的巨大差别：主流碑刻由专业的文吏进行篆刻，文吏“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吏主修文字书写，书写技巧熟练，且在东汉时期对于文吏的考核主要是篆书和隶书两大类，文吏受到东汉隶书的教育和熏陶。
因此所作碑刻自然表现出典型的东汉隶书的特点，或法度严谨或随意自然，细致精妙。而黄肠石刻由工匠篆刻，民间工匠大多对当时文人墨客们所写隶书知之甚少，有的工匠不识字却依旧描摹，但这也不意味着黄肠石刻就平淡无奇。
由于黄肠石刻的字体被赋予巧妙的构字艺术和充分的想象力，现代也有许多大师通过临摹黄肠石刻感受古人造字的智慧。
其二，由于两者在用途上的不同决定了了细致精妙与否：东汉主流石刻，常立于庄严之地，或歌功颂德，或记录事件，或记录墓主生平事迹，或记录经书典籍。碑刻者不仅选材严谨，石面打磨光滑，而且对于文吏的挑选也较为重视，其慎重与细心显现于字里行间。
而黄肠石刻大多时候用于诸侯王的墓葬如中山简王刘焉之墓、任城王墓。但是两者的用途并没有谁更加庄严严肃的区分，主流碑刻相对来说比较讲究也只是使用习惯或文化风俗。
其三，选材不同组成了主流碑刻与黄肠石刻整体效果的差异：主流碑刻石面打磨光滑，加工细致，而黄肠石有时候沟壑纵横得甚至连字迹都看不清楚，并且前者多在石头正面和背面雕刻，而后者多在石头侧面雕刻。
其四，最核心的原因是主流碑刻与黄肠石刻分别代表着东汉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主流碑刻所表现出来的典型隶书并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接触到的，普通百姓忙于生计，没有机会、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学习典型隶书，在东汉时期典型隶书一般都是上过学堂的子弟或官员才掌握的书法艺术。
东汉碑刻上所雕刻的隶书也是选择记忆精湛的文吏书写，因此可以说主流碑刻隶书是文人写的隶书，代表着文人文化。而黄肠石刻大多是由民间百姓所写或篆刻，字体不像主流碑刻那样工整，典型的书法技巧展现很少。
没有了典型隶书书写要求和技巧的限制，黄肠石刻表现出的民间书法艺术拥有充分的想象力，造字艺术颇高。
虽然黄肠石刻多以斧凿而就，有时斑驳模糊、结构出错，它极少有曲笔弧笔，但其与东汉主流碑刻精雕细琢倒也形成对比，这种拙美耐人寻味，因此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四点不同的作用下，同一时期的隶书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就好像同一树木上的两片完全不同的叶子，虽然初看上去令人讶然，但是仔细分析却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之处。
篆书、隶书、楷书等书法艺术并不是互相独立发展的平行线，它们是有交叉的。东汉时期如此繁荣的隶书书法艺术就是从篆书发展而来的。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一说，隶书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巅峰。“隶书者，篆之捷也。
”这是西晋时期书法家卫恒在其著作《四体书势》中对隶书产生过程的经典描述（《四体书势》是现存世的最早的重要书法理论著作之一）。
书中提到，篆书从隶书的转变主要是为了满足书写简便快捷的需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篆书字体体系中发生结构性和书写性变化，并经过漫长的“隶变”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字体。